羞辱无休无止，痛苦无人知晓。魏玛，1900年3月25日，弗里德里希·尼采去世。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完全是在疯狂和黑暗中苟延残喘。几乎没有人愿意读他的书，大家都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狂喜，这是工业时代，摩登时代，掘金时代，机器开动，轰轰作响。在欧洲，世界的中心，资本才是最热门的话题，人们杀伐自然，物竞天择，自己动手戴上“万物之灵长”的桂冠，没人理会莎士比亚在道出这个称谓时的讥讽语调。
而只有被遗忘在魏玛的这个疯子，急匆匆地预言了人类精神的荒原。
上帝死了，他说。人类两千年的理想大厦立刻在他的声音中塌陷。
一个时代注定要出卖一些人。不是“与时俱进”的那些人，而是超越时代的人。尼采所希望建立的人类精神帝国，始终是镜中空花，梦幻泡影。
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场幻梦。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梦的解析》。他试图从精神病理学上说明人为什么这样复杂，复杂得像一块三明治，上层是意识，下层是潜意识，被鱼肉在中间的，不是你是谁。打那以后，这世上的精神病人就越来越多……想想看，如果弗博士能有机会早几年遇见尼采，摆开家什请他做梦，会发生什么呢？
世界大战并不因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推迟爆发，在美国，恰恰是那些生活优裕的小伙子们正在为遥远的欧洲战事激动得浑身颤抖，恨不得第二天就冲上战场成为炮灰。全世界的潜意识都出了毛病。和充满正义感的二战相比，这场战争多少像一出无厘头闹剧，只有在布拉格，1915年，好兵帅克赤手空拳和几乎整整一个帝国作对。帅克长着胖胖的脸蛋，闪闪发光的小眼睛，从早到晚一副纯朴无辜的表情。帅克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性，他很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惊动。如果你请问一下他贵姓大名，他会用朴素而谦卑的声调说：“我是帅克。”在一个发疯的帝国里，好兵帅克从不招惹是非，他总是很谦卑地把到手的每一件事搞砸，直到整个奥匈帝国在他脚下变成一堆碎片。
寻找刺激的美国小伙儿一踏上欧洲大陆就傻了眼，这里有的是刺激，就是缺少逃生的机会。他们梦想中的刺激在这里被放大了一千倍剂量，足以要他们所有人的命。交战双方一边发疯般地互相撕咬，一边都盼望着对方先停下来，好结束这场失去意义的战争。但这需要时机，还需要有人来利用它——只要一场革命，推翻那些自我愚弄的大肚皮内阁。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个时机应该出现在彼得堡，1917年11月6日，列宁，这位秃顶的深沉的老伯伯，把一只手的大拇指插进胸前的衣袋，另一手挥向前方。
在列宁化装登上一列从德国启程的密闭列车，准备去彼得堡建立革命的权威之前，有人已经抢先一步解除了艺术的权威。纽约，1917年4月，马赛尔·杜尚买了一只小便器。他将它命名为“喷泉”，并在上面签了一个假名字。但是独立艺术展拒绝了这个玩艺儿。“这东西太下流了。”他们说。但杜尚甚至走得更远。他给明信片上的《蒙娜丽莎》勾出两撇胡子，然后说：“最奇妙的是，当你看它时，蒙娜丽莎就自然地变成了一个男人。”他就此成了在美国最著名的法国人之一。这时他放弃了绘画，专心下棋。此后的几十年中，全世界的艺术家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人怎么可以不断地做减法。
另一个做减法的人是酒徒、拳击手、冒险家、吹牛大王欧内斯特·海明威。1920年，他带着战争赐予他的二百多处伤痕来到巴黎，满有信心大捞一笔。不过暂时他还只能靠给人当拳击陪练捞点小钱。辞去了《多伦多星报》的工作后，他一直致力于削减生活开支和小说中的形容词，他的小说写得就像用铅笔刀削出来的一样。这就是巴黎，有人做初一，有人做十五，1922年，衣着讲究却眼力不济的詹姆斯·乔伊斯发表了《尤利西斯》。那里边全是加法。你每读一个句子，就好像在读10个句子。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本让人望而却步的书。
战后所谓迷惘的一代，不过是些犬儒和伊壁鸠鲁的化身。在像央视春节晚会一样热闹的盛世享乐园之外，布拉格，1922年，病弱的弗朗兹·卡夫卡想像自己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想尽办法要进入一座难以描述的城堡。在冗长的交涉中，城堡和他始终保持着距离，但又让他无法摆脱。卡夫卡和城堡之间达成了一种奇特的施虐／受虐关系，对立而又统一。今天，卡夫卡的城堡无处不在，遍地开花，从一份工作，到每晚的电视剧，都让我们不得不带着卡夫卡式的幽默感忍受下去。
现在轮到本世纪最著名的丑角，也是最可憎的施虐狂出场了。慕尼黑，1923年11月18日，退伍的奥地利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在从小酒馆到监狱的路上。这个20世纪最邪恶的天才，做梦也想不到10年后他会成为德国首相。他将一手制造出数百年来最巨大、最恐怖的景象，以他“恶魔般的人格，铁石般的毅力，异常敏锐的直觉，冷酷的心肠，非凡的智力，奔放的想像力”短暂地一统世界，最终落得一无所有。
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希特勒因颠覆罪入狱，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却给了他翻本的机会。86岁的兴登堡总统有意利用纳粹党挽救行将崩溃的政治结构，没想到却把这个6500万人口的庞大帝国断送给了希特勒。
整个欧洲暴雨将至，奥地利被吞并，波兰沦陷，但依然有人认为这场雨只会淋湿别人。他们以为，希特勒的野心只在于东方，而不会蠢到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会毁了一切。没错，如果不是在伦敦，1940年春天，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被迫用希特勒式煽情的演说去动员他的内阁继续抵抗，一切早就毁了。此时英国远征军正像洪水一样从敦克尔克狼狈地撤退，法国军队土崩瓦解，比利时国王已经准备投降，英国内阁也幻想求和。在下议院，丘吉尔动用了有生以来最丰沛的情感，提醒人们面前的希特勒不仅仅是个穿着小丑服装的极右分子或恶棍运动首领，也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邪恶政治天才：“如果我们这个岛屿的漫长故事终将结束，那也只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躺倒在地，窒息于血泊之中才会终结！”整个下院向他欢呼，丘吉尔移动笨重的身躯，占据了历史的一页。
历史并不是常常眷顾小人物。通常是，世界的大老板们挥斥方遒，然后叼着雪茄绝尘而去，只留下小人物承担最直接的痛苦。让我们看看北极地区，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的一天。清晨5点起床，动作迟一点就会被关禁闭，旱餐是烧糊的粥，鱼骨头和烂菜叶，饭后点名排队，搜身，在监视下劳动，搅拌水泥，盖房子，午餐和晚餐后只能休息片刻，点名，搜身，回到冰冷的牢房，200个人挤成一堆，想尽办法让他们冻僵的四肢暖和一点。
因为“反对斯大林”，索尔仁尼琴被判8年劳役，刑满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读者看来，这是漫长的一天，主人公将自己的一份面包吃得干干净净，偷藏了一条绳子和电线，还存了一小撮烟草，在给医务室跑腿时，享受到了片刻热空气，这一天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没生病，可以离开牢房，设法多吃了一碗汤，还弄到了烟草。“这几乎是快乐的一天，在刑期中，有3，053个这样的日子，从起床号到熄灯。多了3天是因为闰年的关系。”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年后苏联将他驱逐出境。
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同样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和清教势力的抬头导致了垮掉派和嬉皮士运动。如果有可能，政客们显然乐于把这两种人都送进集中营去活活焚化。政客们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有人自甘堕落，拒绝工作和面包，而要到处浪荡。他们更喜欢那些在家里喝喝啤酒看看电视傻笑不止的选民。
经历过在女人、同性恋、大麻、爵士乐、纵酒和搭车流浪中打转的生活以后，在还没有世贸大厦的纽约，1951年，杰克·凯鲁亚克就着安非它命，用了20天时间和120英尺打字纸，写出了《在路上》。这部充满波希米亚风情的流浪小说中，装模作样的大道理和裹挟在骚动叙事中的美国风光只存在于表面，作者的心境时常孤独而又凄凉：“在我的幻想曲之中，既没有海洋之光，也没有鼓点，只有寒风吹过厨房的窗户，在十月的清晨。”
1969年，笃信中国禅宗的凯鲁亚克死于酗酒。在自毁的路上，他是垮掉派中唯一的谪仙。
60年代的美国形势大好。年轻的总统有一张经常出现在阳光下的笑脸，还有个让全体选民心仪的妻子，玛丽莲·梦露在睡梦中死去，没有丑闻，没有人逼着他向国会讲述拉链的故事，他获得了连任，解决了古巴危机，正准备从越南泥潭中拔出脚来，但是在达拉斯，1963年11月2日，一声巨响划过约翰·肯尼迪乘坐的敞篷汽车，他下意识地想转过脸，第二颗子弹从远距离射入了他的后脑。
这就是60年代的美国，40万年轻人从此不得不在遥远的热带丛林中用鲜血涂改青春，整整一代人，以一个陌生国度人民的旷世灾难，换来自己一生的恶梦。
如果能够未卜先知，约翰·肯尼迪一定会选一辆防弹车。或者干脆绕过达拉斯。而另有一个早早预见到死亡的人，却坚定地认为自己必须这样死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波利维亚，1967年10月8日，神色疲倦的切·格瓦拉一再安慰他的刽子手：“开枪吧，胆小鬼！”
和他的敌人肯尼迪不同，格瓦拉死后成了理想主义的化身，像麦当劳一样行销全球，填补反叛青年T恤衫胸前的空白，为曾经沧海的青老年文艺家提供名片和一日三餐。
能想像这样一个人吗？没有名片，不穿T恤衫，鄙嗤理想主义，似乎也不需要一日三餐，也许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游离在所有既定的规则之外，于是那些规则就只好来迁就他。1968年，威廉·巴勒斯坐在家里为《君子》杂志报道美国大选。但是他甚至连候选人都没大搞清楚。《君子》杂志发行人金·瑞奇接到这份槁件后，在发稿单上这样写道：我只读懂了第3，6，7，9，12，15，17，19，22段，只要其他编辑能读懂剩下的部分，我没意见，可以发表。
纽约，1980年12月8日晚上10点半，查普曼手里拿着一张列侬的唱片，怀里揣着手枪。他看上去可怜巴巴的，有些神经质。由于在寒风里等了一天，他全身都在发抖。但他可能已经被自己将要干出来的事惊呆了，所以他看上去十分镇定。20分钟后，他向约翰·列侬开了4枪。
他被判20年监禁。两年前出狱时，有记者问他获得自由的感想。他说，我有什么想法？想想看，人家问你干过什么，你说，你没干什么，只不过杀了约翰·列侬，那你还能指望什么？
他唯一的指望就是会有出版商来买他的自传。
1980年5月18日，23岁的伊安·柯蒂斯在他的厨房自缢身亡。这个“快乐分裂”乐队的年轻主唱，同时也是曼联队的球迷，威廉·巴勒斯是他的偶像，吉米·莫里森、大卫·鲍威和娄·里德是他的前辈。他用短短一生把他心中的甜蜜和痛苦、哀伤与极乐、幽冷与光亮交织成歌，然后带着它们永远离去。
他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一个音乐家的自杀故事，和他一样。电影中的人也卷入了一场婚外狂恋。但是死亡与音乐无关，与爱情无关，与伊安的癫痫病无关，他们想要寻找的，是对死亡的迷惑和认同，而不仅仅是一个在爱情游戏中迷失的灵魂。
这个人被封为90年代最后的反讽英雄。真正反讽的是，他的死使他真的成了英雄，并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落地生根，星火燎原。1994年4月9目，科特·柯本躺在家中地板上，用一支猎枪对准下巴，和整个世界决裂。
这不是什么历史性的时刻，人类世界依然像90年前一样充满了动荡不安和盲目乐观。人们在一百年内的科学成就让几千年来的人看上去简直像是无所事事，但随之而来的社会规则对个体的控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看起来每个个体所能享受到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实际上，只不过是社会规则神秘地扩大了控制范围。并且还让人们为此暗自庆幸。这似乎很符合巴勒斯所谓的“心灵控制术”。
于是，科特·柯本的自戕就这样害了成批成批缺少才能的摇滚青年，格瓦拉的复活也只能聊补村上春树的无味，一个外表浮华的庸俗时代总是映射出社会心理的虚火上升，这也是一个用幌子、标签和莫明其妙的成语解释一切的时代，它让所有的人都成为投机分子——机会到底是什么，一时还不太清楚，可是行动已经是雷厉风行而且严肃。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永远企图创造点什么，即使徒劳无功。另一种人则在没完没了地制造和消耗，满足于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