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question that sometimes drives me hazy: am I or are the others crazy?”

　　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文 □ 记者 黄章晋 欧阳斌 胡贲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
　　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是以他最不喜欢的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毛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群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重要共产党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获得政权国家的共产党中，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
　　“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当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这次握手导致了世界“毛主义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
　　日本赤军骨干坂口宏在其回忆录《浅间山庄》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
　　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在“尼克松”访华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高潮结束。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曾经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ICMLPO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ICMLPO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
　　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ICMLPO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屠杀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
　　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韦斯在2005年召开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纪社会主义”。概言之，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渐企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摆脱市场交换、改代议制民主为直接民主、用军民一体化改造军队，——查韦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

光辉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样充满着神秘色彩，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这些神秘的、异国情调的诱惑符合秘鲁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